1988年他与一位合作者发现，在1970年美国的全部产出中，来自交易部门的贡献高达46%~55%，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状况——交易部门贡献了26%的总产出——整整提升了约一倍。
于是经过10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这种社会缺陷如果发展下去，只能扩大社会鸿沟，而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但对垄断行业高个人收入的调节，没有从源头、从初次分配环节着力解决垄断利润产生和分配问题。个人所得税从抽肥补瘦变成了劫贫帮富的税制。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以致我国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
现在地方国有资产转制中，其收入有多少划拨到社保基金？还比如，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为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为主，这是与提高公民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改革。为什么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会分配问题丛生的因素十分复杂。在这种格局下，资本的盈利模式会更加趋向实现差价收入，因为通膨膨胀一方面会推高要素价格，使实体经济利润水平进一步下滑，导致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收益率更加稀薄。
过去我国资本稀缺，法律制度采用了偏重资本的方针。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便可能充当一个旗手。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勤劳勇敢，发家致富强烈。其次，建立财产税制度，规避资本对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要素的财产化，防止出现大规模食利者。
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人力资源积累逐渐成为主导动力，资本则出现了相对过剩。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去杠杆化，消费率下降，需求不足。
由于城市集中度，城市病会使消费者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加对环保、健身、休闲等产品的消费，等等。但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投资和出口增幅趋于回落，国内经济开始步入下行阶段。同时，政府加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出台了系列产业规划，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稀缺程度趋于降低，资源要素作用开始增强，这个阶段通常称为赶超阶段。
在这种要素资源博弈机制中，结构转型很可能成为看似正确的错误。资本的天性是逐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结构转型的关键突破口。在政策引导下，资本纷纷启动了所谓的产业转型，配置了众多的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逆淘汰现象：一方面由于商业环境和技术水平不成熟，新兴产业无法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现了建成即亏损现象，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由于货币条件事实上的宽松，这将会使国内通货膨胀始终处于较大压力。首先，重新构建要素资源的配置机制，反映新的历史时期不同要素资源应具备的相应地位。
在过去十年中，地方政府就凭借对土地（房地产）市场的垄断，在通胀环境中通过资产升值的方式，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在通货紧缩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会以利息收入和投资收入为主。
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必须底层制度改革作为支撑，否则就像建立流沙上，形成溃败性的系统风险。在消费者生活和消费方式转变的推动下，不同的行业命运便出现差异。由于有了实体经济这个出口，同时由于前两种收入模式导致资本流出，会使资本与资产的供求关系失去原有的均衡状态，即更多的资本追逐资产，导致资产价格不断开始新一轮上涨。而在物价水平的下降趋势使现金出现增值现象，资本更愿意处于储蓄、借贷等状态，导致资本的利率水平偏低，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国债热销。也就是以较低的价格吸收处于现金状态的资本，投向资本品领域，从而获得高水平的套利收入。在通货膨胀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便趋向以套利收入会为主，形成资源的错误配置。
但是，由于资本不断从实体经济和储蓄状态流出，会严重导致实体经济失血，既会加速通货膨胀，又会使整个社会大生产出现滑坡，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通过资本增值模式分析国内宏观政策组合，可以发现三条看似正确的错误的结论：第一，保经济增长实质上可能是伪增长，更可能是饮鸩止渴，变成了一个不断测试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底线过程。
增加连锁快餐消费，减少到中高档餐馆。当宏观调控变成以经济增长为主线时，由于经济增长伴随物价快速上涨，便收缩货币条件，物价上涨趋势减弱。
香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由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漫长而曲折，保经济增长主要是延续原有的经济模式，必须保持投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这就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投币投放量。
透过通胀环境下资本收益模式，每一次保经济增长，推动一轮物价上涨，均变成了资本实现套利收入的激励，进一步增大物价上涨动力。于是，当货币条件宽松，物价新一轮上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由于投资回报率不断趋低，对货币条件越加以来，单位GDP增长需要更多数量的货币，造成物价上涨的潜力动力水平不断升高。第二，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可能变成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或被迫以惨烈结局收场。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通货膨胀持续发展，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到位，则会进一步强化马太效应，大量资本逐渐形成少数人的财富，这样会导致资本对资源和土地要素的套利交易最终演变成为一个财产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本在资源和土地要素领域沉淀下来，完成了财产化过程，资本持有人便很可能演变成为食利者。
接着，由于货币条件趋紧，推动经济增长下滑。放松信贷，加大投资，虽短期内保持了经济增长，但更加扭曲结构，且推高物价。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效的财产税制度能够抑制要素垄断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机制，危及发展方式转型。
其实，经济学家普遍忽视了另一种红利，即文化红利。而且，在资产价格多轮次上涨的过程中，推动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直至达到不可接受程度，保增长从而被迫结束。
第二种通过对要素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形成生社会生产现金流，从利润分配中获取投资收入。很明显的证据是，国内通货膨胀的出现频率不断增高，间隔时间不断缩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频繁。国家必须真正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国计民生领域，对国内各种资本实行平等待遇，允许自由进入，发挥资本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配置作用。在不同经济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有所差异。
另一方面会使储蓄的收益下降，甚至是负收益。但受制于国内收入分配体制滞后，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处于下降通道，在物价上涨推动下，居民消费需求更加受到抑制。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业的收益率便会出现结构分化。201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整体下滑趋势明显，对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针对这种状况，宏观经济开始所谓的预调、微调，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启动重大项目投资。
这样，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凭借着对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控制力，对其它要素资源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从而在实体经济收入分配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财产税应涵盖房地产持有、财产转让和资源占有等方面，大幅提高持有成本，改变收益预期，引导资本开展有效资源配置，如创业投资、新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等。
